邹啸鸣
西南五省旱情持续升级，并有向北蔓延之势。最新统计显示，全国范围内因旱饮水困难人数已达2043万人，耕地受旱面积已达645万公顷，超过多年同期均值近180万公顷。除西南五省旱情持续加重外，东北、华北和西北部分地区饮水困难也较为突出，下一步可能面临南北方同时抗旱的不利局面。
大灾当前，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政府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快速应对困难的能力。当前，我们看到，上至国家总理下至县乡级政府，以及各级官方、半官方社会团体，迅速进入抗旱救灾的一级战备阶段。然而，除了“官方救济”在孤军奋战外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我们还没有看到像汶川地震之后那样群情激昂、全民救济的景象。
民间救济的缺位，一方面缘于全社会慈善与捐助意识的匮乏，另一方面恐怕更多地缘于当前民间救济的途径受限所致。公民自发捐赠的行为只有通过红十字会这些半官方机构才能实现，而诸多经验告诉人们，这些在官方机构流转过的捐助款项，往往难以全额、及时地送达受灾地区。
例如，汶川地震后，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达到了767.12亿元。清华大学的一支团队调研后发现，这些捐赠款物极可能80%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，变成了“额外税收”，由政府统筹用于灾区。除去少部分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，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。
由政府来使用这种民间捐赠款项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一方面导致有的机构，平均一个工作人员“摊到”好几个亿的捐款，该怎么花？无法确切知道。同时导致很多民间NGO组织因为非常缺钱而难以为继。另一方面导致捐赠者“不知道”自己的爱心是否踏实地救助到了最急需的人手上。这二者共同导致一个结果：人们不敢敞开表达爱心，民间捐赠会因为过度管制而萎缩。
实际上，日本等国家也是地震多发国，他们救灾及捐赠的主力军，是他们非常发达的NGO组织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天灾对人们的影响。NGO组织的财务收支都是公示的，让捐赠者放心，这可以极大地刺激民间捐赠的数额，有钱的出钱，无钱的出力，大家都是为了大家，人们的爱心通过NGO在社会上传递。
我们认为，政府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，为此需要补充的包括：中央政府应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，从财政支出的其他项目上挤出更多的钱出来抗旱救灾。其次，中央政府要放开民间捐赠的途径，放开NGO组织注册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到抗旱救灾的队伍中去。比如目前至少可以做的，只要是NGO组织参加抗旱救灾，沿途高速公路应该免费放行，降低民间救灾的成本。
只要“我要看到我掏出的钱，真的落实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”的愿望得到满足，民间捐款一定可以爆发出它应有的力量。这在此次西南旱灾的救济中，也是应有之义。
（作者系知名经济学者）
(本文来源：新快报)
